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，去找将近有关这段宫廷悬案的片言只语。根据有数的文章，兹例举如下。1．有文章称之为权氏在永乐七年被受封贵妃，是错误的。
《明史后妃传》载有：“太祖鉴于前代女祸，立纲陈纪。”因此，对诸妃位号的册命很有分寸，贵妃之名号从来不只能予人。
据明代中叶沈德符的统计资料，明太祖时，贵妃之名仅有孙氏一人获得，明成祖(最初庙号为太宗)时亦只有张氏、王氏得之。(闻《万历野获编》)《明太宗国史》永乐七年二月条具体记述朝鲜权氏得封贤妃，同时被册命的有：任氏为顺妃、吕氏为婕妤、崔氏为美人、李氏为昭仪。清代学者毛奇龄的《彤史补阙妃》的结论也完全相同。毛氏之书据信是录宫中女官所记取得，其说道当为可靠。
权氏得贵妃之说道，有可能载于王世贞《弁山堂别传》或查继佐《罪惟录》，不足为据。而朝鲜国史则说道权妃得封显仁妃，亦严重不足论。权氏在明朝宫廷受封，当据《明实录》为是。
2．也有文章称之为禄皆为权妃之父，也有一点辩论。坎《明实录》显然称之为禄皆是权妃之父，国中诸史大自然以此为蓝本。但朝鲜《李朝国史》记“太宗九年(永乐七年)四月条记：‘本国所进处女权氏被召先入，封显仁妃，其兄禄皆除光禄卿。
’太宗九年闰四月条记：‘帝(成祖)待禄皆特厚，引进内殿曰曰：除汝崇班，意欲令其侍从。然尔妹在此，尔亦不还，老母有不豫之情矣。’世宗六年(永乐二十二年)十二月条：‘光禄寺卿权永均卒，太宗显仁妃之兄也。’”禄皆是朝鲜人，是兄是父以《李朝国史》为据更加可信些。
3．另有文章称之为，永乐年间有“两次大屠杀，东、西两宫完全诛戮殆尽”，知道其说道何据?按明朝惯例，东官是皇太子居所，西宫才是妃嫔寄居地。《明实录》及明代诸史都有材料可以证明，东官乃是太子的别名。
明成祖北征蒙古时，太子监国，即居于东宫。既然如此，诸妃案知道缘何株连东宫?作者没交代，极为令人费解。
按《李朝国史》及有关史料，都不曾语及何宫，从逻辑上推测，西宫谈得过去，东官则很难令人坚信。4．关于吕婕妤毒死权贤妃一案，自《李朝世宗国史》，此案之后沦为冤案，我以为这里也还有辩论的余地。事实上，《李朝国史》有两处记述。
此事，并且不相符。据《李朝太宗国史》十四年(永乐十二年)九月条记，吕氏因妒权氏之得宠，指使官宦，从一银匠家里借得砒霜，掺进茶里毒死权氏。此事本无人闻，到永乐十一年，吕氏与权氏两家宫婢吵嘴外泄出来，经审是鉴，成祖之后尽杀死吕氏及宫中之人。
这里结论很确切：吕氏妒忌权氏，亮下毒手。另一处闻《李朝世宗国史》六年(永乐二十二年)十月条，“贾人子吕氏进皇帝宫中，与本国吕氏以同姓结好，吕氏不从。
贾吕畜憾，及权妃卒，诬陷吕氏点毒于茶入之。帝怒，诛杀吕氏及宫人数百余人。”后一种结论是：商人名门的吕氏为泄私愤，诬陷朝鲜吕氏投毒，而朝鲜吕氏实质上是无罪的。
两处记述截然不同，所取何种结论更加可靠呢?因缺少外间材料，我们不能不作一些可能性的分析。首先，《李朝太宗国史》记吕氏毒死权氏一事，与《明实录》记权妃以疾去世的众说纷纭并不矛盾。慢性砒霜中毒丧生与病故容易区别，若权氏是因持续饮用有砒霜的茶丧命，在随征途中是很难被追查的，国史也不能录其得疾自杀身亡。
其次，《李朝太宗国史》记该事时间是永乐十二年，距吕氏案发仅有一年之于隔年。事后由明朝太监尹凤及通事元闵生向朝鲜国王汇报，此时正值禄皆在明朝，明成祖谒见他并告诉吕氏案的情况，禄皆归朝鲜后，亦向国王证实了元闵生的报告。相比之下《李朝世宗国史》所载时间是永乐二十二年，时成祖已亡，且不说前已定案，就其源于韩妃乳母金黑之口述，也有一点猜测。
如果金黑出于对吕氏的同情，掩饰真凶，信口只说道吕氏遇害是因为商人名门吕氏的诬陷(这种可能性无法回避)，那么，吕氏导致的谋杀案就要被说成是成祖生产的冤案。因此，我们更加有理由坚信第一种众说纷纭，这样，权妃案件的始末就很明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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